
原因
问:甲乙丙丁4个人出去玩,为什么车子只把甲接走了?
答:因为是装甲车。
局限
最近在玩乐高蝙蝠侠新游戏,玩完开场以后我就想,乐高布鲁斯韦恩为什么不直接把他的父母重新拼起来就好了?
后来我找到了答案:乐高蝙蝠侠套装适用年龄是9+,他当时才8岁,不能拼。
现实
导员说高考三天不准出去,防止出现替考。
笑死,我现在这水平去考,大专都考不上。
年龄
科室有个84岁的爷爷昨晚走了,他一百多岁的妈妈拉着我们的手,抹着眼泪说:“他生下来,我就知道养不活,养不活!”
提醒
你们知道吗?南极磷虾有100多万亿。
重开的话,最大可能就是变成南极磷虾,然后被鲸鱼吃掉,再次变成南极磷虾,再然后又被吃掉,投胎转世南极磷虾。
就这样,生生世世,南极磷虾。
反思
最近常常有一个疑问:上千年来,为什么人类只能生出人类?
心态
当我被人夸了一句。
当时:小事一桩啦,嘿嘿。
一小时以后想起来:嘿嘿。
半天以后:嘿嘿。
晚上睡觉前:嘿嘿。
20年后:嘿嘿。
临死前:嘿嘿。
“懂事” 可不是什么好词
@阿尔法虎虎:前几天在小红薯刷到一个帖子,是双职工家庭要把半岁的宝宝送回老家由老人带。
那个妈妈把宝宝的随身衣物、尿布、奶粉、玩具,满满当当地塞了几个大箱子,最后让宝宝坐进一个箱子,可可爱爱地摆拍了一张合影。
她罗列了很多客观理由和分析,把孩子暂时送回老家是现阶段下的最优选择。可是末了,她还是难过地说了句,自己从小是留守儿童,没想到自己的孩子,以后要步后尘。
我看到那个帖子的时候,第一反应代入的是婴儿视角,感觉真是很难过,那么熟悉的衣服、食物和玩具,很快就要连同自己一起被送去遥远的地方,那个地方没有爸爸妈妈。
虽然我不是留守儿童,但之所以会有那种代入感,大概是因为童年也有分离焦虑的伤痕,几十年过去了,它们隐隐地还在,应该已经不痛了,但痛过的记忆没有消失。
我最早的记忆是幼儿园。那时候我妈是工人,白班、小夜班、大夜班,这样循环上。如果是小夜班,就下午去前半夜回来;如果是大夜班,就前半夜去天亮了回来。
我最怕我妈去上小夜班,这样从吃晚饭到睡觉,我都见不到她。
有一次,她从幼儿园把我接回家休息,然后去上小夜班前,需要把我送到奶奶家中转,等我爸下班再把我接回家。
那天我好难过,我拉着她的衣角,呢呢喃喃地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去上小夜班了。我不记得我妈是不是有哄我,也许哄了,但没有效果。
最后我越来越难过,呜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我妈所有的耐心估计都被磨没了,最关键的是,她知道根本提供不了我想要的那个 “不去上小夜班”,说什么好像都没用。
最后,她凶了我几句,意思是我怎么这么不懂事,碰到点事情就胡乱哭。我不敢继续哭,可是难过的心情并不会因为挨骂而改变,努力不哭,但鼻子还是忍不住会抽搭。
他们大人是不会理解的。就像没有人还会记得那个我哭过的下午,可是人到中年的我,还记得。
我不知道大人是不是会很烦小孩子哭,尤其是那种她在要你给不了的东西时。可那个分离焦虑的小朋友,并没有做错事,她只是不够 “懂事”。
其实拿后视镜来说这些事,对我妈也不公平,谁能做到不留瑕疵呢。
我跟我妈聊起过,我童年成长中这样那样的心理伤痕,我说有不少事情,就算现在回想起来,你当时还是不该骂我的。我妈只是说,你为什么总只记得不好的事,那些好的事呢?
我说我也记得,可不知道为什么,偏偏是那些委屈的事,如鲠在喉,可能是它们长久以来没有被谅解。
我后来一直是大人嘴里 “懂事的小孩”,听话、乖、不让大人操心。直到成年后,反倒常常有些 “不太懂事”,偶尔还会得到 “不顾别人感受、太独、有点冷漠” 这样的评价。
哈哈哈,很多年以后,我觉得我才开始点化了我自己:“懂事” 可不是什么好词。我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到第一位。
我不再介意别人的感受,可我也会为陌生人而共情,譬如小红薯上那个半岁的小朋友。
最近在 AI 投入上踩刹车(缩减预算)的七家公司
@猫叔在硅谷:
最近在 AI 投入上踩刹车(缩减预算)的七家公司:
Uber→ 在四个月内就烧光了其整个 2026 年度的 AI 编程预算
微软 → 在 Token 账单彻底爆表后,取消了其绝大部分内部的 Claude Code 授权
github→ 正在将 Copilot 从 “固定月费制” 转变为 “按 Token 使用量计费”
cursor→ 在使用账单激增后,废除了其 “无限量” 套餐
Klarna→ 在其 AI 客服质量下滑后,重新开始雇佣人类员工
澳洲联邦银行 → 重新雇佣了 45 名员工,并称此前的 AI 裁员是一个 “错误”
多邻国 → 将 AI 评估从员工绩效考核中撤出
每一家公司在入局时追逐的都是同一件事:生产力。但生产力是主观的且难以精准界定,因此企业转而通过测量那些最容易看到的东西来代替:使用量。
微软、Meta 和 Shopify 开始在绩效考核中根据员工的 AI 使用率进行评分。亚马逊在内部搞了一个 Token 使用量排行榜。英伟达的 CEO 甚至表示,如果一个年薪 50 万美元的工程师一年烧不掉 25 万美元的 Token,他会 “深感忧虑”。
于是,员工们开始钻空子,把 AI 套用在所有事情上以刷高自己的数据。这就是所谓的 “Token 刷量(Tokenmaxxing)”。
然而,使用量从来不等于实际产出。根据 Jellyfish 的数据,在轻度使用 AI 的情况下,合并一次拉取请求(merged pull request)的成本仅为 0.28 美元;而在重度使用 AI 时,这一成本飙升至 89.32 美元。Token 消耗得更多了,但交付的产品并没有变多。留下来的只有一张更大的账单。
而账单,是唯一一个永远计算得一清二楚的数字。每个月准时送达,精确到分。
但如果一件东西不起作用,人们是不会每个月继续自掏腰包 2000 美元的。AI 的价值是真实存在的,只是它的价值体现与成本承担并不在同一个地方:当你使用这款工具时,你能感受到它的价值;而那张账单,最终却落在了公司的账本上。
所以,这些公司最终只能做出叫停的决定。
为什么到处都是泰兰尼斯的广告牌?
@阑夕:这家公司其实比追觅狠多了,但因为把钱全都投在了线下,精准绕开互联网 —— 之前几次上热搜是真没躲过 —— 可以说是闷声割麻了。
– 泰兰尼斯 2011 年成立,一直到 2019 年都籍籍无名,年销售额 1 亿人民币左右,属于上百家江浙鞋厂里的中下游水平;
– 直到跟分众传媒开始合作,泰兰尼斯开始全面攻占户外广告牌,启动华与华式的饱和式轰炸策略,5 年内销售额激增到 30 亿人民币,登上童鞋榜 1;
– 2025 年,泰兰尼斯在整个中国广告市场的支出,排名第 4,要知道从来没有童鞋品牌能进 Top 10,大把的奢侈品、汽车、手机品牌被它压在身后;
– 不过也有赶上窗口期的原因,这几年消费品投放萎缩,国际大牌长期锁定的户外广告位释出市场,空置率超标,正好被逆风而上的泰兰尼斯低价捡漏;
– 户外广告的千次展示成本已经不到线上广告的一半,对于那些不太计较品效合一、只为追求广泛曝光的公司,反而有了更高的性价比;
– 连分众传媒都把泰兰尼斯当成了扭转物理广告叙事的标杆,一个无名品牌靠着刷遍机场火车电梯高速就能做到品类第一,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吗;
– 因为营销费用占比太高,泰兰尼斯必须主动「错过」618、双 11 等降价大促时期,把投放力度放在淡季,用以维持高客单价和利润空间,顺利结算广告账期。
十九世纪的法国到底啥是年金?
@西门大妈:读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,经常会遇到一个让人一头雾水的词 ——“年金”。比如某个人物出场,介绍说他 “有两万法郎的年金”,周围人立刻肃然起敬,觉得这是个绝佳的结婚对象。当时我就很奇怪,到底啥是年金?怎么还按年算?是不是退休金?其实不是的,这是当时法国社会一套非常核心的理财和生活方式,搞懂了这个,法国小说里一半的悲欢离合就全看明白了。
所谓的 “靠年金生活”,可以简单理解为买国债吃利息。比如一个人做买卖攒下了 60 万法郎现金,他不想干活了,想躺平享受,就把这 60 万拿去买法国国家公债。当时法国政府最常规的公债利息大概在 5% 左右,也就是著名的 “五厘息公债”,所以他每年什么都不用干,就能稳拿 3 万法郎的利息。在那个年代,普通工人一年累死累活也就挣几百法郎,3 万法郎绝对是妥妥的富人阶层。
听起来像今天买保险存款收利息啥的?不是的,这 60 万本金交给了国家,是不退的,他只拥有每年收利息的权利。不过和今天不一样的是,这个收息权可以当做遗产传给孩子。如果他死了,他孩子能继续收利息。
那么如果某天他需要用一大笔钱呢?之前说了,这个本金国家不退的,但是这个 “收息权” 是可以交易的。他可以去证券交易所,把这个 “收息权” 像卖股票一样卖给别人。如果国家政局稳定,这玩意儿就是硬通货,甚至比房子还好使;但如果国家打仗或者经济崩溃,大家疯狂抛售,你的收息权可能就会大幅贬值。在当时的法国,买足年金就意味着实现了财务自由,是很有面子的事情。而老板苦哈哈做生意创业,是不体面的,在贵族眼里是下等人,因为贵族不工作。所以很多人愿意买这个 “收息权”,一来相当于有个稳定收入,不用看人脸色,按时拿钱,躺平也不怕;二来也是为了社交资本,脱离了劳动(哪怕是大老板),就显得自己更加体面更有社会层次了。而且当时的税法也极其偏袒食利者,年金收入几乎免税,做生意的利润却要被层层盘剥,这就更逼着有钱人一赚够本就立刻转成年金。
但是世界上没有千秋万代稳赚不赔的事情。1797 年,法国政府穷得要死,直接耍了一次流氓,宣布国债利息砍掉三分之二,史称 “破産三分之二”。这相当于你原本每年 3 万法郎的生活费,瞬间缩水成 1 万,而且你的本金已经给国家了,拿不回来了。无数靠年金体面生活的家庭瞬间返贫,生活费都没着落了,生产资料也没了,也没有一技之长,许多体面家庭的女性去当交际花就是这时候发生的事情。因为这些女性都是在优渥条件下长大的,掌握了许多华丽但是不赚钱的技能,你说在当时,这些女性能干啥呢?
那么国家不耍流氓,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?也不是的。年金有个很大的特点,就是每年只发几次次,通常按季度或半年发一次,平时是不发的。所以如果平时突然需要用一大笔钱,又没存下这么多,就只能借贷。这就催生了当时的另一个行当 —— 贴现和期票。你拿一张未来才到期还款的欠条(期票),去找银行或高利贷商人换现金,人家要扣掉一笔手续费和利息,这叫贴现。《包法利夫人》里的爱玛就是这么走上绝路的。其实爱玛并没有丰厚的年金,她只是个破落农庄主的女儿,但她向往巴黎贵妇那种有年金阶层的奢华生活。她为了偷情买丝绸、买马,手头没现金,就去借消费贷,签期票。高利贷商人勒合就是看准了她没有稳定现金流,一步步用高息复利把她套牢。最后爱玛欠下巨债,连家里仅剩的一点房产抵押权都被拿走,彻底失去了经济生命线,只能吃砒霜自杀。爱玛的悲剧,其实就是没有年金的命,却得了年金的病,用高息消费贷去维系食利阶层的体面。
更惨的是因为各种原因,把年金控制权交出去。比如《高老头》,他是个面条商,大革命时期发了财,晚年把做生意的钱全买了年金,一年大概有 5 万法郎的利息,原本可以过上极其奢靡的晚年。但是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女儿奴,为了帮两个虚荣的女儿在上流社会撑场面,他不仅每年把利息全给她们,最后甚至通过公证人,把年金的 “本金收息权” 也分批划给了女儿。刚开始有 5 万法郎年金,住好公寓;给大女儿还债,划走一部分,搬进差公寓;给小女儿养情夫,又划走剩下的,最后他连一法郎的年金都没了,只能住进破阁楼。在当时的法律下,年金一旦划走,就不是你的了。这就像现在有些父母,为了孩子把唯一一套房产过户到孩子名下,自己掏空全部积蓄,最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,晚景凄凉。
其实除了私人转移,当时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:婚姻就是一场年金的合并。法国当时的婚姻合同极其复杂,简直像现在的企业并购案,男方出多少年金,女方带多少年金做嫁妆,必须在公证人面前算得清清楚楚。这里面最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一条规则是:妻子带来的年金嫁妆,丈夫有权花它产生的利息,但本金的控制权却死死攥在女方家族手里。
你可以把女方带来的年金,理解为女方家族设立的一个 “家族信托”,或者是 “一套只写了女方名字的收租房”。比如,富商女儿出嫁,娘家给了她价值 100 万法郎的国债作为嫁妆(按 5% 利率算,每年产生 5 万法郎利息)。结婚后,这每年 5 万法郎的利息是实打实的现金,丈夫作为一家之主,有权拿去花 —— 还自己的赌债、买马、维持贵族排场,随他支配。但是,那 100 万法郎的本金(那个能生利息的 “老母鸡”),丈夫是绝对碰不了的。他不能把这份国债合同拿去抵押,更不能把它卖了换钱。
为什么要定这种看似奇葩的规矩?就是为了防着女婿败光女方家底。
当时的法国,没落贵族和暴发户资产阶级联姻是常态。没落贵族有头衔但一屁股债,花钱如流水;资产阶级富商有钱但社会地位低。富商当然怕自己辛辛苦苦攒的家底被女婿一夜败光,所以通过婚姻合同把本金所有权锁死:利息给你花,但本金的所有权永远属于我女儿(和娘家)。万一女儿早逝,这笔本金所有权直接退回娘家,丈夫休想占为己有。
所以小说里经常有这种桥段:没落贵族拼命想娶资产阶级富商的女儿,其实就是看中了富商女儿那笔丰厚的年金利息,用来填补自己家族的财务窟窿,维持体面生活;而富商则图个贵族头衔,让外孙以后能生来就是贵族。而那些贵族女婿,每年只能干瞪眼等着利息到账,想动本金去翻本做生意?门儿都没有,急得跳脚却无可奈何。
写到这里会发现,年金就像是那个时代的 “信托基金” 或者 “核心地段收租房” 或者 “可以继承的投资性保险”,它表面上是一张按年付息的纸,背后却拴着法国人的阶层、婚姻、面子和生死。虽然金融工具变了,但人性里那种渴望不劳而获、为了面子硬撑、为了亲情让渡底牌的软肋,古今中外,其实几乎没啥变化。











